在三国乱世的权谋图谱中，司马懿是一个极具争议的人物。他既是辅佐曹魏三代的权臣，以隐忍和智谋搅动风云；也因晚年的政治阴谋和后代篡魏建晋，被后世贴上 “奸雄”“篡逆” 的标签，成为文史记载中 “臭名昭著” 的典型。

一、蛰伏：从 “隐士” 到曹魏核心

司马懿出身河内温县（今河南温县）的世家大族，年轻时就以才学闻名。但他最初对曹操的征召颇为抵触 —— 曹操出身 “赘阉遗丑”，与司马懿的名门身份格格不入，他甚至装病卧床数年以躲避任用。直到 208 年，曹操任丞相后强行征召，司马懿才被迫出仕。

入仕后的司马懿，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和出色的能力，逐渐获得曹操的信任。他深知曹操多疑，始终保持低调，在曹丕与曹植的夺嫡之争中，暗中辅佐曹丕，成为其核心谋士。曹丕称帝后，司马懿升任尚书令，跻身曹魏权力中枢；魏明帝曹叡时期，他更是以 “托孤大臣” 的身份，与曹爽共同辅佐幼主曹芳，成为曹魏的 “定海神针”。

这一阶段的司马懿，展现的是 “能臣” 特质：他率军平定辽东公孙渊，抵御诸葛亮北伐，提出的军事策略屡屡奏效；政治上整顿吏治、发展生产，为曹魏稳定立下汗马功劳。此时的他，更像是曹魏的 “守护者”。

二、反噬：高平陵之变的 “奸雄” 底色

真正让司马懿形象彻底反转的，是公元 249 年的 “高平陵之变”。

魏明帝去世后，幼主曹芳继位，司马懿与大将军曹爽共同辅政。曹爽是曹魏宗室，野心勃勃，为独揽大权，他逐步架空司马懿，将其明升暗降为 “太傅”，剥夺了军权。面对曹爽的步步紧逼，司马懿再次选择 “隐忍”—— 他装病在家，甚至故意在曹爽派来的使者面前表现得老态龙钟、神志不清，让曹爽放松了警惕。

然而，这只是司马懿的伪装。公元 249 年正月，曹爽陪同曹芳前往高平陵（魏明帝陵墓）祭祀，司马懿突然发动政变：他以太后名义关闭洛阳城门，控制禁军，宣布曹爽 “谋反”，并派人劝降曹爽，承诺 “仅免官，保富贵”。曹爽优柔寡断，最终放弃抵抗，束手就擒。

但司马懿转身就违背承诺，以 “谋逆” 罪将曹爽及其党羽（何晏、丁谧等）满门抄斩，牵连者达数千人。这场政变彻底清除了曹魏宗室势力，司马懿独掌曹魏大权，为后来司马氏篡魏埋下伏笔。

高平陵之变的 “背信弃义” 与 “血腥清洗”，成为司马懿 “臭名昭著” 的核心污点。《晋书》虽为司马氏政权作传，也不得不承认其 “内忌而外宽，猜忌多权变”；而《三国演义》等后世文学作品，更是将这一事件渲染为 “奸贼夺权” 的典型，强化了他的负面形象。

三、遗祸：西晋乱世的 “源头”

司马懿的 “臭名”，还与他后代的行为紧密相连。

司马懿死后，其子司马师、司马昭继续把持曹魏政权，甚至发生 “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” 的弑君事件（杀害魏帝曹髦）。公元 265 年，司马昭之子司马炎废魏建晋，史称西晋，司马懿被追尊为 “晋宣帝”。

然而，西晋并未延续曹魏的稳定。司马炎死后，爆发了 “八王之乱”，宗室自相残杀；随后 “五胡乱华”，中原陷入百年动荡。后世多认为，西晋的混乱源于司马氏 “得国不正”—— 司马懿以阴谋夺权，开启了 “以臣弑君” 的恶例，其后代也效仿这种权谋争斗，最终导致王朝崩塌。

明末思想家王夫之曾尖锐评价：“司马懿执政，而天下始有篡逆之萌。” 这种对 “正统” 的破坏，让司马懿在传统史观中始终难以翻身。

四、争议：能力与品行的分裂

客观而言，司马懿的军事和政治才能毋庸置疑。他与诸葛亮的数次交锋（如空城计的疑兵、祁山的持久战），展现了顶尖的军事谋略；他推行的屯田制、兴修水利，也为北方经济恢复作出贡献。

但传统文史评价更重 “品行”：在 “君为臣纲” 的伦理体系中，司马懿作为曹魏臣子，以阴谋篡夺权力，违背了 “忠君” 之道；他的隐忍并非 “涵养”，而是 “伪善” 的伪装；他的杀伐果断，更是 “酷虐” 的证明。这种对 “德” 的苛责，让他的才能被负面标签掩盖。

正如《三国演义》中，罗贯中虽承认司马懿 “智计深沉”，却始终将其塑造成诸葛亮的 “反面陪衬”—— 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 “奸雄”。

司马懿的 “臭名昭著”，既是历史事实（夺权手段、后代影响）的结果，也是传统伦理（忠君思想、正统观念）的评判。他是三国乱世的 “胜利者”，却也是传统道德的 “失败者”。如今在博物馆的文史展陈中，提及司马懿，往往会伴随着高平陵之变的地图、西晋篡魏的时间线，以及那句 “司马昭之心” 的典故 —— 他的故事，始终是解读 “权力与伦理” 的经典案例。